3月8日上午8点钟，60多岁的陈桂枝和吴广进拖着一只落满了灰的黑皮行李箱走进了同仁医院的门诊大厅。头天下午，他们坐高铁从山东烟台抵京，老两口用不惯智能手机，票是女儿买的。陈桂枝患上了白内障，视力在一点点消失，烟台的医生因为风险太大拒绝为他们手术，这次来京，他们想要个最终的诊断。这已经不是陈桂枝和吴广进头一次为了看病进京，3月3日，他们抢到专家号，也是拖着行李从烟台来到医院，当天的检查没有做完，医生为他们在3月8日加了个号。

    老两口上一回来北京就诊，陪诊的就是王璇，女儿的孩子刚刚出生，没办法亲自陪同，就在网上找了陪诊服务。门诊大厅里人声鼎沸，今年44岁的王璇利落地穿过人群，排队、取号，招呼着两个老人，直奔三楼的检查室。陈桂枝说一口山东方言，拽着吴广进的胳膊，两个老人将厚厚一叠病例资料交到王璇手里，一步不离地紧跟着王璇。近一个小时后，做完检查，王璇又带着两个老人赶到一条街相隔的东院区，挂完号，在等待区的椅子上坐定，她的额头上已经沁出了一层薄汗。吴广进从保温杯里倒出一小杯水，陈桂枝递给王璇，要她先喝。三层眼科门诊的候诊大厅里不剩几个空座，陈桂枝和吴广进分散在相隔很远的座位上，吴广进不时走到王璇面前，语气从请求变成焦急，“你去看一看，怎么还没有轮到我们?”医院里到处是无处安放焦虑的人，刚入行半年的王璇已经习惯了客户们的情绪索求，她明白，陪诊师的工作不仅是在求医流程上提供便利，也是为了安抚老人们病痛中焦灼的内心。显示屏上的号码叫到30，陈桂枝的号排在70，王璇站起身来，陪吴广进到诊室门口看一眼。对王璇来说，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在等待，为了保护客户的隐私，她鲜少主动与患者闲聊，在做陪诊师之前，她做了许多年的家庭主妇，去年11月，她在社交平台上刷到陪诊师的招募信息，“觉得这份工作好上手，还不用坐班”，没有太多犹豫，她入职上岗了。但实际上，陪诊师要比她想象得辛苦一些，每去一家不那么熟悉的医院，她都要提前半小时到，熟悉流程，甚至提前将路线走一遍。陈桂枝的问诊结果不佳，手术的风险太大，除了保守治疗之外，几乎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案。在医院的走廊上，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王璇拍着她的背，细声安慰着。已经见多了这样的场面，王璇不让自己投入太多的感情，“不然太消耗了”，她将情感与工作分割开，要求自己用一种职业化的方式来对待这份工作。

    陪诊师团队创始人苏明薇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前来寻求陪诊业务的，多是外地进京的老年人，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在本地的医院里问诊过了，来京看病，是希望获得更多机会的可能，但有些时候，北京的医院也对疾病束手无策，“把感情从工作中分割出来是很难的，这是一份需要消耗大量情绪的工作。”苏明薇自认为拥有极强的同理心，一次，她生病时，丈夫在外地出差，父母又在照顾年幼的孩子，她不得不一个人到医院看诊，孤独无助的感受令她难以忘怀，在自助取号机前，她也目睹了老人面对智能设备窘迫的场面。